在治理国家上，他抓住三个根本问题：其一，巩固权力在于驾驭群臣；其二，安定国家在于挫败吴、蜀的进犯；其三，安抚民众在于法制治国。
曹叡虽被比于秦皇、汉武，实无秦皇汉武的武功，问题不在于他缺乏武略，而在于他英年早逝。倘若多活几年，其武功想必大有可观。其实把眼光放长远点看，他的胜利意义重大。他耗尽了蜀国的民力财力，断了东吴的扩张之路，瓦解了鲜卑的崛起。
作为一国之君，曹叡对法律制度及诉讼事件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经常说一句话：“狱者，天下之情命也。”就是说，刑狱之事，关乎天下人的性命。当时在首都洛阳城北有个“平望观”，曹叡将其改名为“听讼观”，后来很多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这里审理，曹叡经常前往旁观判案过程。
在法律上，曹叡是专家。史书中这样说：“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魏国延续了汉代的律法，汉代的律法是在秦法的基础上扩充的，而秦法的源头则是战国时代魏国李悝所著的《法经》。从战国到三国，数百年时间，法律条文变得冗杂庞大。最初李悝的《法经》只有六篇，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随着社会发展，法网愈加严密，法律条文愈加烦琐，《汉律》从九篇增加到六十篇，后又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多卷。简要地说，律就是国家基本法律；令是皇帝的诏令；比是判例。除此之外，还有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包括著名经学家马融、郑玄等人的注释。到了魏明帝曹叡时，这些法律条文总计有两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字数达到惊人的七百七十三万字。如此庞大的法典，不要说古代，就是放在当代也是大部头——这些典籍估计要盖一座大楼才能放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