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琴的分级教育思想在前面所述的教育内容部分已有所体现。这种思想体现在教育制度上则主要反映于对成人教育机构和儿童教育机构的不同划分上。以往研究通常把阿尔琴在查理曼宫廷中的教育活动场所统称为宫廷学校，而实际上在广义的宫廷学校之内包含了两种层级不同的教育机构：一是专门为王室子弟开设的狭义的宫廷学校；二是为王室成员和查理曼等人开设的“帕拉丁纳学院”（Scholar Platina）。前者的主要教育对象是青少年，教学方法以问答法为主，在教育内容上以基础性的知识传授为主要内容；而后者属于非正规、非系统的教育机构，其涉及内容不止局限于传授一些古典知识，同时还广泛涉猎其他诸如政策、时事等多方面的内容，在方法上以讨论和谈话法为主，即使是探讨一些知识性的问题，其深度也较“宫廷学校”要深得多。因此，这两种教育机构在层级上是不一样的，这实际上体现出阿尔琴对学校层级体系的初步的思考，虽然这种思考仍停留于简单的二元划分层面之上，但这种思想所包含的对教育体系的思考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图书馆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阿尔琴所处的文化衰落、典籍四散的历史条件下，意义更是重大。阿尔琴作为学者和教育管理者，充分认识到了图书馆建设的意义，并且身体力行努力扩充其所在图书馆的资料收藏，对当时查理曼帝国各修道院的图书收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也使大量典籍得以经过“文化的低谷”而仍能保存下来。阿尔琴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来源于他早年在约克修道院学校养成的习惯。阿尔琴早年作为阿尔伯特的侍从数次访问欧洲大陆，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收集所需要的书籍；在阿尔琴任约克修道院学校校长后，仍不时利用外出机会不断收集新的材料以充实和丰富图书馆的藏书。经过阿尔伯特、阿尔琴等人的努力，约克修道院图书馆成为当时欧洲藏书较为丰富的地方。这在796年他写给查理曼的一封信中也得到了印证。他说：“但我部分地缺少以前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靠着我老师的热忱和我自己的努力收集起来的那些充满着经院的博识的好书。”[92]这种早年养成的习惯逐渐演变成阿尔琴的自觉行为，他曾在查理曼的允准下派遣多名教士到约克修道院学校取回一些书稿，加以复制。在收集范围上，据说阿尔琴从罗马借来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书信集；向他的朋友圣里基埃的修道院长安吉尔伯特借来朱尔丹的《哥特人史》以及他的学生特里夫斯大主教克鲍德写的一系列论文等，可以说其收集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在收集书籍的态度上，阿尔琴表现出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阿尔琴为了向他的学生克鲍德借书，曾以这样的语气请求道：“我知道你是非常乐意伸出手来接受别人的书籍的，而当你拿出书来给别人时你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想缩回去——尽管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还是请求你把它们借给我用一会儿。”[93]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书籍稀缺；另一方面则源于阿尔琴对书籍的热爱和对图书收集的重视。在阿尔琴的努力推动下，至796年，相当一部分的修道院和主教区已开始获得数量可观的书籍，阿尔琴所在的图尔修道院更是成为图书收藏中心。这无疑带动了整个社会对文献资料的重视，为进一步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尔琴无疑为文化典籍的保存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他对教育辅助设施的重视也反映出他教育认识的全局观，这是他作为教育管理者使加洛林复兴主要成为教育复兴的原动力所在。